【编者按】
10月12日，《中东报》刊登题为《冲突包围阿拉伯版图》的文章，指出目前世界上最突出的10场冲突中有6场发生在中东及其周边地区。多名专家认为其原因错综复杂，包括内部各方势力利益分歧和外部力量干涉及历史性根源等等，这使冲突解决难上加难。当前，世界经济遭受重创，联合国应发挥更大作用，为冲突找到有别于传统方式的创新型解决方案。
（激烈冲突版图 来源：《中东报》）
全球长期存在的激烈冲突大部分发生在旧大陆（亚洲、非洲、欧洲）的中心地带，少部分发生在新大陆。由于俄乌冲突局势升级，世界“惊恐地关注着”可能爆发的第三次世界大战，以至于其他冲突在全球议程中显得并不突出，但事实上却同样激烈。多场冲突在世界版图上肆虐，中东地区大部分国家则位于风暴的中心。
美国外交关系协会的全球冲突监测机构估计，今年世界各地仍在肆虐的热点冲突约有27起。该机构将这些冲突按照等级分为3组：“恶化”、“不变”和“改善”。对这些冲突的本质和现状进行仔细研究后，得出的结论是悲观的，即没有一场冲突被归类为“改善”这一级别。
多位国际问题专家和政治分析人士表示，中东及其周边地区发生的激烈冲突，其影响似乎比许多人想象得要复杂得多。许多地区和国家的代理人正对地区事务进行干预，这不仅导致冲突持续时间不断延长，还使其蔓延到相邻地区，造成加倍的危险和威胁。
非洲——充满机遇与风险的土地
根据国际危机组织发布的一份报告，今年世界上最突出的10场冲突中有6场发生在中东及其周边地区。报告指出，巴以冲突，以及发生在也门、阿富汗、埃塞俄比亚和伊朗的冲突，非洲萨赫勒-撒哈拉地区国家恐怖主义蔓延，是2022年最显著的冲突，此外还包括乌克兰、缅甸、海地冲突等。
除了中东及周边地区外，非洲大陆也是一片充满机遇和风险的土地。根据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2021年的报告，世界上15个最脆弱的国家中有11个位于非洲大陆。
萨赫勒-撒哈拉地区国家正处在崩溃边缘。圣战恐怖组织从马里向尼日尔和布基纳法索等邻国扩张，马里、乍得和几内亚发生军事政变后局势动荡，使得该地区处于无休止的风暴中心。另外，埃塞俄比亚内战于2020年11月爆发后，冲突双方于今年3月达成停战协议，5个月后再次发生武装冲突。可以说，非洲大陆的“冲突弧”已经从东部扩展到了西部。
国际危机组织埃塞俄比亚事务首席分析师威廉·戴维森表示，埃塞俄比亚的冲突似乎正走向深渊的边缘，对国家统一和地区国家安全造成负面影响。“埃塞俄比亚是该地区重要的大国，和多个国家有共同边界，但缺乏强大且稳定的政府，局势长期处于动荡之中，也影响了与地区国家的关系。埃塞俄比亚不仅在法沙卡地区与苏丹存在边境争端，与埃及、苏丹等国家的关系也因复兴大坝争端蒙上了阴影。”
（苏丹军方最高指挥官阿卜杜勒·法塔赫·布尔汉视察驻扎在与埃塞俄比亚接壤的法沙卡地区的苏丹部队 来源：半岛电视台）
他还说，“随着埃塞俄比亚国内危机日益复杂化，其与埃及、苏丹关于复兴大坝的分歧本应得到改善，如采取重要的外交举措与双方达成争端解决方案，但这位国家领导人近期似乎因国内安全挑战和内部分裂升级而‘分心’，反而促使政府将关注点放在外部，例如通过指责埃及和苏丹缓解国内日益剧增的压力。因此，内部危机是阻碍三个国家达成共识的障碍之一。”
戴维森表示，“冲突延长，又蔓延到邻国，再加上埃塞俄比亚内部分裂加剧，可能会对整个红海地区和非洲之角地区造成严重影响。这是一个在政治、安全上十分脆弱的地区，可能会导致进一步瓦解，并出现更多经济和社会问题，这为恐怖组织和非政府行为体在该地区立足开辟了道路。”
“战区国家”的突出特点
阿拉伯地区及其周边地区的激烈冲突具有显著的特点，不仅持续时间长，冲突中主体力量存在多样性及利益交叉，内外部各方的关系模糊，相互交织、盘根错节。叙利亚和利比亚危机是内部危机和外部干涉交错的典型。阿联酋全球安全与防务研究院执行主席赛义德·厄尼姆博士认为，冲突的激化主要有两方面，一方面在于内部危机的影响，另一方面则是对其利益“眼红”的地区和国际力量的参与。
厄尼姆说，“利益冲突往往将世界版图划为两类，一类是危机中活跃的大国，另一类我们称为‘战区’，即在其土地上发生武装冲突或是重大危机的国家。不幸的是，‘战区’国家在阿拉伯地区已增加到5个：叙利亚、伊拉克、也门、利比亚，以及最近被纳入的黎巴嫩。危机中的大国可以归纳为两类，一类是非阿拉伯大国：土耳其、伊朗和以色列，一类是阿拉伯大国：沙特、阿联酋、卡塔尔和埃及。近期由于多种原因，卡塔尔的作用有所下降，而埃及的作用仅限于维护国家和边界安全。”
厄尼姆认为，阿拉伯及其周边地区的冲突引起地区和世界大国的关注是自然现象。该地区在国际能源和航运安全方面具有全球性的重要意义，不仅控制着全球最多的油气资源，还有包括“航运命脉”苏伊士运河在内的全球航运贸易最重要的海峡和航道。
巴勒斯坦的“历史性冲突”
巴以冲突不仅关乎“地理性”，更具有“历史性”，是该地区最古老的、至今悬而未决的冲突之一。巴勒斯坦研究员吉哈德·哈拉辛说，“在以色列持续占领并不断违反国际法、国际条约和公约的情况下，该地区实现稳定几乎是不可能的。自1948年以来，以色列不断入侵，巴勒斯坦人民遭遇连续不断的苦难，被占领土上阿拉伯人流离失所，一些巴勒斯坦人房屋被征用，这一冲突具有历史性意义。”
（冲突导致几名巴勒斯坦人在圣殿山上受伤 来源：半岛电视台）
关于国际社会能否在巴以冲突的解决中发挥作用，哈拉辛认为, “如果那些大国，特别是美国和欧洲国家有重启和平进程的意愿，那么他们就可以做到；但是他们实行双重标准，通过否决权等国际机制，为以色列的占领提供法律和政治掩护。”
世界要付出沉重代价
上述冲突引发了关于世界将为这些激烈冲突付出多少代价的讨论，这些问题现有的解决方案是否有效也存在疑问。根据悉尼经济与和平研究所发布的“国际和平指数”最新报告，2021年暴力武装冲突造成的全球经济损失达到16.5万亿美元。世界银行预测，到2030年，世界上有三分之二的极端贫困人口可能生活在受冲突和暴力影响的局势脆弱国家，这些冲突对整个世界造成的损失已不仅限于经济领域。摩洛哥菲斯市的西迪·穆罕默德·本·阿卜杜拉大学国际关系学教授赛义德·萨迪奇认为，冲突和战争破坏了整个世界的经济发展进程，使生产链瘫痪，阻碍了所有发展计划的实施。那些爆发内部冲突或卷入国际战争的国家需要数十年时间才能恢复正常经济水平。因此，这些冲突不仅消耗了相关国家的经济，还给后代带来沉重负担，其短期和长期后果也影响到周边国家。
萨迪奇认为，阿拉伯地区被紧张和冲突包围，特别是南部和东部，这对地区国家有直接影响。最突出的是跨境安全威胁和移民潮，因为阿拉伯国家要么是移民和避难过境国，要么是目的国。因此，阿拉伯国家的发展受阻，部分原因可以归咎为不稳定的邻国，甚至是敌对国。
新兴威胁和传统解决方案
世界上大多数激烈冲突表明，自联合国成立77年来，冲突和暴力的性质发生了巨大变化，冲突的致命性不如从前，但变得更长期、更复杂、更精确。这需要联合国创新过去几十年来沿用的传统解决方案。对此，专家们有不同的看法。
赛义德·厄尼姆博士认为，“低估联合国在应对国际武装冲突中的作用，反映出国际社会对该组织的作用和使命缺乏深刻理解。”在联合国工作期间，他看到了联合国为全球许多动荡地区带来和平做出的巨大努力，这些努力取得了实实在在的成果。例如，他所参加的联合国驻尼泊尔使团的工作就取得了成功，但也存在没有取得预期成功的情况，如叙利亚和利比亚。
（联合国维和部队在马里巡逻 来源：半岛电视台）
厄尼姆将其原因归结于危机中各方力量关系的复杂性，各方为解决危机所发挥作用的本质，主要世界大国的利益，以及大国时不时的政治、经济、军事和法律干预（如：在安理会使用“否决权”），这些都可能阻碍联合国的努力,使其无法达成解决方案。尽管国际组织遵守“接受原则”，即冲突各方认可联合国的作用，这也是联合国使命和工作的核心问题。但现实是，无论是内部、地区和国际各方的利益冲突，联合国的努力常常因此受阻而显得软弱无力。
但赛义德·萨迪奇博士认为，“联合国在解决国际争端方面的作用一直很弱，它大部分的成功往往是在创造了适当的条件后，尤其是冲突各方达成共识后。因此各国实际上仍然是依靠自己或国际和地区盟友来保护国家利益。”他认为，理想的方案是形成一个真正有效的阿拉伯体系，就像欧盟、拉美、西非国家经济共同体。他说，“但不幸的是，该地区的目前情况还不适合建立有效的阿拉伯联合行动机制，无论是整个阿拉伯地区，还是在马格里布等次区域层面。因为阿拉伯国家间，尤其是邻国间，互不信任，充满疑心。”（注：文章仅代表作者观点）
编译：林志颖
审核：陈越洋、汪 倩、谭 旻
编辑：温越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