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文标题：《改革开放40年： 1978年知识分子迎来春天》
改革开放这40年，党的知识分子政策，使像我这样的高校文科教师，有了各得其宜、各行其志的可能。
▲朱威烈 图片来源：上海外国语大学官网
文 | 朱威烈
1978年，是我半个多世纪执教生涯的转折点。那年我忽然“三喜临门”。一是在上海外国语学院当了13年助教后，在限额40%的首次职称评审中晋级为讲师；二是婚后分居10多年历尽艰难困惫后，妻子终于调入上海团聚；三是有幸参加“文革”后国家教委首批遴选出国进修老师考试，平生第一次出国，赴埃及开罗大学攻读。这三事攸关我的安居乐业和学力提升，称之为“喜”，自不为过。
我这一代教师，最关切的是党的知识分子政策。“文革”期间，我虽还承担不少业务工作，如上课、编教材、接待阿拉伯国家访沪代表团和为输出影片配音等，但因被指为是“资产阶级教授接班人”“只专不红”而无望入党出国，属“可使用不培养”之列，内心总感失落沮丧。
1978年尚未出现“尊重知识、尊重人才”“知识分子是工人阶级一部分”的提法，但我通过自己境遇的“柳暗花明”，已能感受到社会政治生态发生的变化，察觉到正在神州大地上荡漾的一股沁人心脾的春意。
改革开放这40年，党的知识分子政策，从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到人文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的“四个同样重要”、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直到今天的“大兴识才爱才敬才用才之风”“聚天下英才而用之”，使像我这样的高校文科教师都置身于满园春色，有了各得其宜、各行其志的可能。我似有三件事值得一述。
一是能专心致力于学科建设。我于1980年回国后即受命创办《阿拉伯世界》（现名《阿拉伯世界研究》）期刊，任主编30多年，视野从语言文学扩展到文化、经济、社会、国情等方方面面。
80年代中期走上阿语系管理岗位，通过组建科研团队，做到教学科研并重，从而在国家倡导推进学位制过程中，把一个仅七八所院校开设、注重技能训练的阿语专业建成了二级学科硕士点、博士点。进入新世纪后，又成为上海市重点学科和国家重点（培育）学科。
1996年后转到研究岗位，先是申报以阿语博士点为基础的中东研究所获准进入了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后又通过引进国内外人才，加强校内协同，在上外设立起国际关系博士点。
可以说，我这40年最用心竭力的就是学科建设。如果这能称之为寸功寸进的话，那么它仰仗的是改革开放大环境和对知识分子的信任。
二是能参与人文交流和智库建设。自90年代起，我担任了中国中东学会副会长、教育部外语专业教学指导委员会阿语组组长等职，外事接待和组团出访明显增多，我还被约旦、埃及和沙特等国学术机构聘为外籍院士、荣誉研究员或顾问，多次应邀出国参会、演讲和讲学。
进入新世纪后，鉴于阿拉伯国家当时的处境和需要，中国于2011年12月建立中阿友协、2004年1月宣布成立中阿合作论坛。我是首届中阿友协理事，曾任第四次中阿政治对话团团长出访埃及、利比亚，率团访问过黎巴嫩、约旦，也是外交部亚非司设立在上外的中阿合作论坛研究中心主任。
最令我振奋的是，今年7月10日有幸参加第八届中阿部长会议在人民大会堂的开幕式，当听到习主席演讲中说到“我倡议成立的中阿改革发展研究中心运作良好，已成为双方交流改革开放、治国理政的思想平台”时，真是心潮澎湃。
因为这个中阿改革发展研究中心是2016年1月习主席在埃及开罗阿盟总部演讲时提出，交由外交部、教育部和上海市共同领导，上海外国语大学具体承办的重要智库。
三是能有一批为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服务的学生。教师肩负教书育人天职，自己要明道、信道，也要言传身教，培养学生成为国家建设的有用之才。40年间我获得过国内外多种奖项，如上海市优秀教育工作者、市劳模，是1991年首批获国务院表彰享受政府特贴的高校教师。
但内心最感欣慰的是，我教过的工农兵学员、培训班学员、本科生，已大都在自己岗位上为改革开放、国家发展作出了贡献。他们中有教授、研究员，有大使、总领事、参赞，有驻外首席记者，也有局级甚至副部级干部。作为教师，还有什么比自己的学生成长成才更高兴的事呢？
年逾古稀，回眸改革开放40年之喜事、乐事，真是不胜枚举。中国知识分子的春天深似海，美如画，我不但深信不疑，而且充满期待。
文章来源：新京报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