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
美国《外交事务》杂志2022年03-04月刊封面主题是“The Middle East Moves On”，邀请6位中东研究领域学者就“后美国时代”的中东新秩序撰写专题文章，从不同视角对传统意义上的“中东”做解读。本文编译自美国乔治·华盛顿大学国际事务和政治科学教授马克·林奇（Marc Lynch）关于中东超区域、超国别地缘战略格局发展的分析研判。他认为，美国需要重新调整中东视角，增进地区互信，建立跨区域的安全合作和经济合作机制。另一方面，美国必须正视中国的崛起，中国通过“一带一路”倡议，扩大在海湾地区的能源利益及在非洲的影响力。中国与海湾国家签署了一系列合作协议，专注于基础设施和能源资源，致力于弥合伊朗与海湾阿拉伯国家之间的分歧，为稳定石油生产和维护区域合作开辟了新的前景。文章编译如下：
2021年12月初，埃塞俄比亚政府军在长达一年的内战中取得了戏剧性逆转，击溃了提格雷地区的叛军，至少四个中东国家直接卷入这场“属于非洲”的冲突。埃塞俄比亚政府军得到了伊朗、土耳其和阿联酋等中东国家的新型无人机或其他形式的军事支持，而提格雷人民解放阵线（TPLF）得到了卡塔尔资助的索马里武装分子的支持。近年来，土耳其在非洲设立了40多个领事馆，并在索马里建立军事基地；以色列宣布“重返非洲”，在非洲地区寻找新的盟友，从而缓解因占领约旦河西岸面临的国际压力；沙特在埃塞俄比亚和苏丹购置了大片农田，用以保障国内粮食安全；阿联酋也在非洲建立海军基地。
中东国家不仅介入非洲国家事务，也与亚洲国家建立了紧密联系。阿曼传统上将自己视为印度洋国家，与印度、伊朗和巴基斯坦等国经济关系密切；沙特及其他海湾国家长期以来深涉阿富汗和巴基斯坦事务，并不断深化与中国等亚洲国家的伙伴关系；土耳其开始频繁参与中亚事务，包括对阿塞拜疆的军事干预等。
近些年来，尽管跨区域交流与往来日益密切，美国的中东外交政策仍然局限在一块狭隘的“中东”版图上。冷战以来，基于地理连续性和对“中东”一词的常识性理解，美国学界、智库和国务院所指的“中东”概念一般包括除科摩罗、毛里塔尼亚和索马里以外的阿拉伯国家联盟成员国，以及伊朗、以色列和土耳其。但这样的“中东”版图已逐渐被时代抛弃，地区主要大国间的竞争正在传统“中东”地区以外展开。五角大楼美国中央司令部覆盖的地区不仅包括埃及、伊朗、伊拉克和海湾国家，也囊括阿富汗、吉布提、厄立特里亚、埃塞俄比亚、肯尼亚、巴基斯坦、索马里和苏丹。显然，这样的区域划分与美国国务院设想的“中东”版图并不相符。
美国政策制定者和军事当权派之间的严重错位，映射出坚持旧模式的中东外交将面临危险。旧模式和旧版图不仅不符合当前的政治和军事现实，还对当今化解危机的种种努力形成阻碍，使难民危机、宗教纷争和根深蒂固的独裁主义无法得到妥善解决。若继续在传统“中东”版图的基础上开展研究并制定政策，可能会忽略该地区的实际进展，并在“中东”地区埋下灾难的祸根。
（来源：《外交事务》杂志2022年03-04月刊封面图）
冷战阴霾下的“中东”版图
尽管如今美国在“中东”地区动作不断，但在近代以前美国人对“中东”的概念知之甚少。19世纪，英国和法国计划在北非和黎凡特地区间界定一块特殊区域，以扩大殖民版图。因此，法国控制了多个北非国家，英国对阿拉伯半岛多国进行殖民，在其他势力进入该地区之前，古老的殖民边界早已定型。而且，一系列关于阿拉伯人、波斯人和土耳其人所谓的异国情调的意识形态假设，形成了一种观念，即这个广阔的地区有着共同的落后文化，这就是已故巴勒斯坦裔美国学者爱德华·赛义德著名的“东方主义”。
二战后，美国与苏联展开争夺世界霸权的“冷战”，一切政策为赢得“冷战”服务。因此美国的“中东”概念由决策者的目标所决定，即：保证阿拉伯半岛的石油供应，保护以色列，阻止苏联势力扩张至英法的前北非殖民地国家。20世纪五六十年代，美国的经济政治繁荣促进了学术界和政府决策层对“中东”版图进行规范。1958年，美国颁布的《国防教育法》推动福特基金会等大型非营利组织联合开展了大量冷战相关的区域研究。美国将世界划分为若干区域，其中就包括“中东”。
这一“中东”概念为美国后来建立一系列外交政策和安全同盟奠定了基础，尽管在此期间发生了伊朗伊斯兰革命等剧变，但这种模式在数十年间保证了石油供应和油价稳定。学者和政策制定者习惯根据这幅“中东”版图来思考问题，并因受到殖民时期继承的“东方主义”观点的影响而不考虑超越其边界的社会与政治力量博弈，因而对该地区各类事件盲目地下结论。例如，“9·11事件”的爆发令美国各界迅速形成共识，即这场恐怖袭击的根源是阿拉伯地区特定的文化顽疾，从阿拉伯文化视角来解释“圣战”的分析文章数不胜数，但却忽略了伊斯兰主义和宗教极端主义在非洲、南亚和其他区域的同步兴起。
综上所述，美国对“中东”的定义目前来看更多的是一种“桎梏”，而非有利资产。几十年来，这样的定义被证实存在种种矛盾之处。“9·11事件”揭露了基地组织是源于阿富汗、埃及、沙特和苏丹等国的全球性组织之后，美国的中东政策仍然在旧版图的范围内调整。“重塑中东”是美国入侵伊拉克的理由之一，小布什政府的“自由议程（Freedom Agenda）”推动了一场针对阿拉伯世界的思想战，偏颇地认为阿拉伯世界容易出现独裁主义与宗派暴力，从而为入侵伊拉克提供合法性理由。但即使有此先例，美国也未能提前预测或有效应对“阿拉伯之春”的革命浪潮。
“中东”向东看
国际政治局势剧变、大规模社会性变革导致陈旧的“中东”版图愈发过时，传统“中东”国家间的联系不再像以前那般紧密。
上世纪50年代到80年代，较贫穷的阿拉伯国家劳工大规模迁移至快速发展的海湾国家，并在海湾地区建立强大关系网。但在1990年伊拉克入侵科威特之后，巴勒斯坦和也门劳工经常被雇主视为“不忠”，阿拉伯裔移民劳工逐渐被“政治”上更安全的东南亚劳工所取代。这一趋势大大削弱了海湾地区与中东其他地区之间的经济和社会联系，同时相应地加强了海湾地区与印度洋沿岸国家之间的经济和社会联系。
同样，阿拉伯媒体也不再保持一致的政治立场。2011年之前，阿拉伯国家电视台仍在民间层面塑造共同文化。但之后的十年里，媒体格局逐渐变得支离破碎，曾经将阿拉伯国家团结在一起的巴勒斯坦问题也逐渐边缘化，间接反映了地区政治分化。社交媒体曾是推动阿拉伯民众思想融合的积极力量，埃及和沙特等国却通过“网军”和审查制度，将媒体平台武装化，使其成为攻讦反对派的“炮仓”。
此外，过去20年里，全球金融市场改变了科威特、卡塔尔、沙特和阿联酋等中东富裕国家的市场定位。这些国家在西方房地产和体育俱乐部坐拥大量资产，与亚洲国家经济联系日益密切，大量的非阿拉伯裔劳工和西方侨民在海湾国家工作生活，与贝鲁特或巴格达相比，迪拜更像是新加坡或香港，因此将迪拜等地视为全球资本中心而非“中东”国家中心更为合理。因此，这种在经济层面的全球联系很可能使这些国家“向东看”，或者通过经济方式影响西方民主国家的选举。
（图片来源：《外交事务》杂志2022年03-04月刊内页插图）
“他者”版图
“中东”在很大程度上是美国主导构想的产物。75年来，美国在 “中东”的存在对该地区的政治产生了重大影响。因此，美国的“中东”版图意义重大。从1956年第二次中东战争到1989年柏林墙倒塌，美国出于冷战战略需要在中东不断加强干预并建立联盟，最后取代英法成为地区主要西方强国。1990至1991年的海湾战争进一步巩固了美国在中东的主导地位。此外，从马德里和会到奥斯陆协议，美国成功左右了阿以和平进程，对伊朗和伊拉克的双重遏制也决定了海湾地区的地缘政治。
随着美国全球地位的下降，围绕美国利益组建起来的地区集团也开始松动。2003年入侵伊拉克后，连续三任美国总统都试图减少对中东地区的战略资源投入,以为增加对亚太地区的投入创造条件。如今，美国还必须正视中国的崛起。与美国对“中东”的看法
同，中国通过“一带一路”倡议，扩大在海湾地区的能源利益及在非洲的影响力。中国与海湾国家签署了一系列合作协议，淡化政治因素，专注于基础设施和能源资源，致力于弥合伊朗与海湾阿拉伯国家之间的分歧，为稳定石油生产和维护区域合作开辟了新的前景。
若美国学界和决策层继续将“中东”理解为多个国家和人口的流动集合或是权利更迭的角斗场，而非独立的地理区域，那么该地区的动荡便会长期持续。但跨区域的思维方式也存在风险，简单地采用美国国防部对“中东”地区的广泛定义，可能最终会重现过去二十年来美国在阿富汗和“中东”许多以安全为导向的失败干预，令悲剧重演。跨区域的视角实际上是让学者和政策制定者能够超越旧的模式，重新思考如何促进中东的发展和治理。这种视角可以帮助美国更有效地应对非洲和欧洲的移民危机，更好地应对利比亚和也门的灾难性战争，并避免与相关国家在具有合作价值的议题上发生不必要的冲突，从而摒弃陈旧的对“中东”文化和政治的误解，在更广阔的全球背景下看待该地区，促进共同发展。
若继续囿于过时的地区概念，美国有可能对“中东”主要国家的行为和利益产生误解，进而误解中国等全球大国的行动，并高估美国从该地区撤退的影响。然而国家实力和地区现实的迅速变化正在改变众多“中东”国家的战略，它们遵循的不再是美国设置的“中东”版图，而是他们自己的地缘版图，现在轮到美国学习如何正确解读“他者”版图了。（注：文章仅代表作者观点）
编译 | 徐鸿鑫
审校 | 陈越洋、汪 倩、谭 旻
排版 | 温越涵